江陵
公元554年，宇文泰進攻江陵。
梁元帝入東閤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帝以寶劍擊柱令折，嘆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後去羽儀、文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梁元帝好書，常令左右讀書，晝夜不絕，雖熟睡，卷猶不釋。帝常言：「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或問：「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
這是江陵陷落的最後一幕。
江陵的烈火映照著背後凋敝的世族。歷史通過一個亡國君主之口告訴後人：這個古老的文明不能保護自己，她無可避免地走向死亡。這不僅僅是蕭氏的悲劇，或者衣冠世族的悲劇，而是這個古老文明自身的悲劇：她已經窮盡了內在的張力，即便梁武像君士坦丁大帝那樣皈依了來自東方，此時正如野火般在底層傳播的宗教，依然不足以挽回帝國衰頹的命運，哀江南賦正是其荷馬史詩式的注腳。
這個文明必須像病毒一樣尋找宿主，依靠年輕蠻族的身體來延續生命，官僚國家的腐化和社會生命力的慢性死亡正在與時間賽跑，等待下一批蠻族為她注入血液。在往後的歲月她等來了鮮卑人，沙陀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滿洲人，以及慷慨地輸出顛覆活動的共產國際。至於本土化的過程具體叫做漢化，抑或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都是無關宏旨的事情。只不過這類同化故事都有一個終點：喜克索人尚有興趣扮演埃及的王朝，但希臘人只同意兼任法老，直到埃及文明在羅馬人的統治下徹底消失。等到阿拉伯人出現在這片土地上時，看到的是黃沙掩埋的獅身人面像，以及遍地不知何物的馬斯塔巴。
三世紀危機後的羅馬帝國逐漸走向崩潰，而類似的劇本也在東方帝國上演。專制帝國的瓦解為新秩序的浮現打開了機會窗口，在長時間的力量博弈之後，恰如聖經對尼布甲尼撒的預言，地中海世界再也沒有統一，蠻族取代了羅馬。分裂的歐洲孕育日後的議會民主制度，對外輸出封建行會幾個世紀以來積累的技術標準，並伴隨著軍事擴張形成今日所看到的世界；作為對比，東亞在經歷了不太長時間的擾動後，鮮卑人重新撿起帝國的衣缽，走上治亂循環的道路。東亞歷史由此陷入長期的停滯，社會結構日趨單調，生態也逐漸惡化。近代以來人們思考東亞的歷史是否存在另一種可能，公平地說，機會窗口是存在的，它或許只短暫地出現在被有意忽略的六朝時代當中：那些在日後西歐的歷史演進中被認為至關重要的因素，都曾在這一時期出現過。要理解這一過程，我們必須先把視線移回江東的拜占庭，四世紀的建康城中。
建康
公元372年，簡文帝病危，召桓溫入輔，桓溫推辭，期望簡文帝禪位給自己，但被王坦之，謝安抵制。
帝立昌明為皇太子。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
縱觀歷史，只有江左的晉室沒有出現強大的皇權，在秦政以後是極為罕見的現象。不但王坦之可以當面撕毀遺詔，王導也可以大方地告訴明帝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迺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這就是世族眼中的晉室，司馬家為儒學名族，很難認為世族對司馬家有任何尊重。或許我只能這樣解讀「宣元之天下」，其本質為世族之天下，司馬家只是名義上的共主，如此輕易讓桓氏打破平衡的決定，自然不能聽任尚且沒有實權的司馬氏自專。桓溫鬱鬱而終，此番結下深仇的桓謝兩家卻能在日後通力合作，以荊揚之眾對抗北方的強敵，這是貴族政治的美德，正如阿里斯提德與底米斯托克利。如此宣元之天下，倒名副其實為桓謝之天下。
自晉室播遷江左以來，南北世族始終在維持一種脆弱而精緻的利益平衡。名為君主，實為貴族共和。若非王謝這樣一流的政治家悉心調護，這種平衡隨時可以被打破。或許我可以這樣說，只有春秋時代類似希臘城邦；也只有江東的晉，最像大憲章時代的英國。這種政治平衡不允許任何一種勢力坐大，並隨時壓制可能崛起的皇權。毫無疑問達成平衡條件是苛刻的，但回報也是豐厚的：它可以極大程度保護社會自身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從後世歷史來看，僅僅出現過一次的個性解放，思想自由與文化繁榮的准文藝復興景象，離奇地與六朝這個傳統意義上的亂世相關聯。此時的貴族直接掌握軍事，他們也需要為自身的生存與權利而戰——正如希臘的公民士兵，其戰鬥力直接投射在日後的淝水之戰的馬拉松戰爭式的傳奇勝利當中。
如果參考英國的例子，從斯圖亞特王朝的革命到復辟，再到奧蘭治親王登陸英格蘭，直至最後王位繼承法案以排除所有天主教的繼承人，經歷過百年的反覆，即便在制度確立後依舊面臨王位覬覦者的登陸蘇格蘭的威脅。王庾桓謝百年經營，沒有任何制度根基與先例，實為一件極不容易的事情：這不僅要求首相或宰執需要王謝這樣的一流人物，外加統治階層的整體德性，以及極高的政治智慧和權力手腕折衝調度，才能勉強做到這一點。和君士坦丁堡的羅馬帝國不同，拜占庭佔據羅馬帝國最富裕、人口最多的東半部；而江左始終面臨著強大北方的威脅，無論是人口還是財力，即便參考隋大業年間的數據，江南的戶籍都是可以忽略的存在，更不必說在軍事上漢人長期處於劣勢，從後來的太建北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中國的歷史紀錄完全來自不了解任何軍事與技術細節的書生，而非色諾芬式的學者，從他們對晉元帝對祖逖北伐有限支持的批評，便可以斷定他們是一群智能較低的角色。我對此完全持相反的看法，因為我從王敦之亂中晉帝尚且無法指揮衛戍部隊的表現，就可以斷定他能給祖逖的東西，大約是他所能動員到的全部。實際上是，皇帝僅為名義上的君主，江左長期為生存而戰；而軍事冒險通常是野心人物擴張權力的工具——這一點也為六朝的更迭所印證。
劉裕不是第一個依靠北伐來攫取權力的人，逼晉帝遜位，他也不是第一個。但你從他和桓玄對待遜帝的方式，不難察覺此時伴隨著寒族武人崛起，政治生態開始急劇惡化，此後的遜位君主均不得善終。我可以想見桓玄即便不是皇帝也是貴族，願意顧全政治鬥爭的體面；而寒族依靠非常手段上位而缺乏根基，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莫過殺人立威。皇室拔擢寒門以壓制世族，爾後的科舉制度正是脫胎於蕭梁的時代。須知這一點僅出自皇權擴張的自私目的，而非基於任何選賢與能的高尚動機。如果貴族尚且不能約束皇權，又何能指望平民可以做到這一點。此外貴族的優點之一，在於其責任感與榮譽感；寒族官員通常缺乏這些品質，但多驕恣腐敗而不擇手段，熱衷政治投機而叛服無常——是這一時期政治的主要特點。也正因為不再有天然的貴族或統治者，大位人人可覦，自然就會有「做事不可在人後」的殘忍；也正因為這種把事做絕的殘忍，也就隨之而來「世世無生帝王家」的哀嘆。二王三恪，禮遇政治對手從此成為歷史。我想這大概因為從容是需要資本的，失敗者沒有資格去寬容。禮崩樂壞人心不古，描述的正是春秋以後日漸惡化的政治生態。東亞此後經歷了貴族到世族，以至仕紳漸次消亡的轉變，社會的解體伴隨著極權的擴張。後人不難從布爾什維克與文革自我殺戮的完全無組織狀態當中，判斷此時由文明退回到野蠻，不過僅剩一紙之隔。
到這裡，我們還需要回顧一下江東的世族。他們是怎麼從桓謝家族的武士，變成「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的樣子？
如果這段描述是真的，我可以提供一個解釋，雖然我本能地懷疑，認為其極可能將複雜問題膚淺化了。我曾經讀過川勝義雄關於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大約是文明季候的差異，日本人敏銳地洞察到六朝與日本封建社會的相似之處，而中國人早就沒有了這種感覺。我基本認同作者的看法：貴族，先是脫離軍事，這是貴族放棄自身政治責任的開始，這一轉捩就發生在劉宋的元嘉時代，與皇權的擴張有關。接著與實權分離，演化的最後一步，變成公眾所熟悉的文弱形象：他們僅發揮一點禮儀性的作用，更多地作為文化和傳統的遺緒而保留下來。由於前代積累的產業，使得他們變得很像是寄生蟲的角色，成了賈寶玉式的人物。日後在侯景之亂中凋零殆盡，也是這些高門世族缺乏綿延至明治時代日本公卿的運氣。
但我想真實情況應該複雜得多。可以肯定的是，從權力落入軍人手中開始，貴族便失去政治上的自覺，隨著血腥的政權更迭更加喪失了誠實和勇敢的美德。我傾向認為，北強南弱的軍事格局自始至終都沒有發生變化，這種直接刺激這或許才是南方政治生態變化根本原因，正如以色列人要士師為他們立一個國王：十六國時代北方無暇南顧，而拓拔部的興起則直接對建康產生威脅。
現在，權力又回到皇帝的手中，客觀上也是軍事動員的需要，正如羅馬共和國在戰時需要一個獨裁官一樣。這就讓江東的政權變得很像是喪失共和傳統而日漸專制化抑或東方化的拜占庭，但西歐諸國並不繼承自拜占庭，而來自高度封建化的日耳曼人。這也意味著西北歐殘存的羅馬人，也逐漸日耳曼化了，古老的封建自由產生了日後的資本主義制度。實際上，關中鮮卑人漢化，這是我們熟知的軌跡，但與此同時，另有一人做著相反的嘗試。
鄴下
公元519年，元魏張仲瑀上書將武人剔出士族，引發鮮卑羽林武賁譁變，賀六渾目睹這一幕
神武自洛陽還，傾産以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
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是鮮卑化的漢人。賀六渾並非漢化的支持者，他的力量來自鮮卑六鎮軍事集團。他雖是漢人，若非對高敖曹示以尊重，則不說漢語。根據通鑑記載
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代郡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
按照權責對等的原則，貴族承擔軍事義務，負責流血的人成為統治階級，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羅馬的衰落也與其濫發公民權有關，讓大量不負責保護城邦的人享受著帝國的麵包與競技。如果他能在公元543年殺死宇文泰，或許他是另一個查理曼大帝，但可惜歷史沒有如果，他的後代在與關中的長期競爭中逐漸趨於劣勢。鮮卑化的漢人最終敗給漢化的鮮卑人，我不禁要問，所謂的漢化，到底講的是一件什麼事情？
我想大概沒有人能說清漢化具體指什麼，它就像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一樣不知所雲。它像是一個本土化的權宜之計，僅僅出於現實主義的生存需要，又像是一些互不關聯政策的打包組合。但我想，除掉文人講的一些空話之外，它至少包含以下幾個內容：以稅收為代表的官僚國家的建立；皇帝越過部落民主而行使獨斷權力；以及「突厥本淳，易可離間」——為達成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權術和詭謀。
從短期效果來看，這一套體制正是為戰爭準備的，它可以有效地收集現有資源，快速打敗所有的潛在競爭者；從長期來看，漢化幾乎等同於腐化，社會生命力和創造力連同其軍隊戰鬥力日漸侵竭，後者很大程度上由於封建武士逐漸喪失榮譽感以其淪為帝國的奴僕或臣民。因此戰爭機器一旦開動就會越過平衡點，它必須速勝，而且絕不允許鴻溝分割天下，務必將潛在對手趕盡殺絕以斬草除根。如此一來，西歐式多國競爭局面是無法存在的。王朝在開國戰爭後經歷一段時間的穩定，如果沒有新的蠻族到來，便等待著社會性整體崩潰——後者正是叫魂描述的場景。
但高齊是個奇怪的王朝，以至於教科書都不知如何去描述她。她那些荒淫暴虐的事蹟如同宋人意淫海陵王的秘史一樣，基本可以當成黃色小說來看。原因在於你用不同的語言描述一個不屬於自身的事物，就會得出扭曲的看法。那些乖違綱常倫理的舉動，本是鮮卑舊俗；而市井流傳的誨淫文學，倒是漢人骯髒內心的投射。從這個角度來看，她不像漢人王朝，譬如快刀斬亂麻，倒有亞歷山大在佛里幾亞揮劍的影子。
公元546年，賀六渾最後一次征討宇文泰失敗後，在玉璧留下六鎮士兵的累累屍骨，今日仍在雨水沖刷下的峭壁中可見。他的個人生命也即將走到終點：六朝是一個華麗的亂世，自由與痛苦並存；這一時代產生王謝這樣的一流人物，也有高王這樣的傳奇英雄。
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憤疾發。周王下令曰：「高歡鼠子，親犯玉壁，劍弩一發，元凶自薨。」神武聞之，勉坐以安士眾，悉引諸貴，使斛律金唱敕勒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神武因自和之。
其歌本鮮卑語，易為齊言，故其句長短不齊。如今只留下這一首漢字記錄的高車牧歌，而鮮卑人早已不見了蹤影。他們本是草原上自由如風的蠻族，他們崇尚力量和勇氣；而歷史卻不屬於他們，他們將為漢人創制的官僚國家所奴役。一種以湮滅一切個性，抹平所有差異的統一，是我能想到的宿命裡最惡毒的詛咒：東亞閹割了自己，將未來留給歐洲。Alea iacta est，骰子已被掷下，此後的歷史只是昨天的重複。直到歐洲殖民者出現在遠東海岸，這種凝固的窒息氛圍才被打破。
諷刺的是，關於東亞的歷史是否存在另一種可能，我想，這大概是一個古老而又現實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