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已經回到了香港。
我在飛機上染上了流感，這多半要得益於擠得像沙丁魚罐頭似的機艙，以及我在美國養成的不戴口罩的好習慣。結果是，我在轉第二趟機的時候，咽喉便開始乾澀。我回頭看了一眼放聲咳嗽，那些一點都不自覺的人，我又把口罩戴起來了。
我回來休息了兩天，便沒事了。這讓我確信自己得的只是普通感冒。我離開Dallas的那天，是一個朋友送我去的機場。巧合的是，我到Dallas的第一天，和離開Dallas的最後一天，也都是去的他家。
離開的前天晚上他打了地鋪，我睡在一個瑜珈墊上面，不過上面鋪了被子。晚上很熱，不過早起就很涼了，我把掀開的被子又蓋了回來。他的房間狹窄而雜亂，像自己小時候的家。夜裡我跟他聊了一些神學話題，這是我少有的輕鬆狀態，可以完全放下戒備和猜忌。我抬起頭，看見窗外的星。
顯然在昨天晚上的「最後的晚餐」後，還有今天早上的「最後的早餐」，不過早餐只有麵條了。我無意中知道他修的神學院學位，一個學分六百刀，這樣一門課差不多就要兩千。我非常震驚。
如果他正在修的是一個計算機學位，我能理解：很少有人會投入時間和精力做無利可圖的事情，更不要說倒貼錢進去。所以這不是一種無產階級性格，無產階級只關注眼前利益，是容易預測的；反而是一種資產階級修養，具體表現為對痛苦的忍耐能力，是不可預測的。
我不知道說什麼，如果換了別人跟我講類似的話，我默認對方在表演，而且這種經驗從來沒有出錯過。但偏偏是，我了解他，這讓我痛苦，我告訴他：
真正的興趣不是你以此為生，而是你為它而生。所以真正的愛好不是你靠它掙錢，而恰恰相反，是你為它花錢。人一旦摻雜利益考量，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純粹，這就是貴族精神的體現。所以你可以看到英國的貴族去研究沒有什麼實際價值的博物與收集標本，學術規範也只能在這些人當中產生。所謂只有資產階級才能為了科學而科學，為了學術而學術，也就是這個道理。學術無產階級大多沒有洞見，只能勝任收集材料的工作，即便這一點也常因服務政治目的而令人懷疑。
我們公平地講，人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行為方式大多由自身所在階級決定。人間的事情很難講有什麼是絕對的，我見過陰柔得像女人似的男人，也見過勇武陽剛得像男人一樣的女人，但從一般公眾認知而言，男人強壯過女人，這一看法並不錯。所以會有人道主義作家雨果筆下的主角出身底層仍有一副好心腸，也會有喬治四世這樣專門負責敗壞王室形象的君主，撇開這些個例，那麼社會的一般認知是貴族擁有社會責任感和榮譽感，這一看法也是準確的。
但它和貧下中農的階級行為是截然對立的，你很容易在其他地方找到類似的句子「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源於不對等的博弈策略：士大夫之所以犯顏直諫，那是因為大不了掛冠歸隱，他在老家有田宅，在鄉里也是郡望；而「廉者不受嗟來之食」的那位純正的無產階級，你還記得他的結局嗎，對，他餓死了，這就是他堅持名節的代價。你的階級地位並不取決於你的財富，而取決於你受保護的程度。也正是因為英國的貴族足夠安全，他們輸得起，才能像卡文迪許一樣擁有一個從容而不被打擾的社會環境。我很難想像如果他們的妻子（如果有的話）也像無產階級一樣時刻提醒丈夫出去賺快錢或者給孩子包尿布，他們在這種環境下能做出什麼純粹的研究出來。
我是沒落的貴族，所以我懂這些，但即便是我，也被迫做一些不那麼純粹的、摻雜個人利益考量的事情。更何況你不是貴族，你就來自貧下中農那個階層，就像「嗟來之食」的故事，你在做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他說：從你這個角度，我就是貴族。五萬塊有五萬塊的活法，十萬塊有十萬塊的活法，錢對基督徒來說只是工具。更何況，你不能同時服侍兩個主人。
我沒有說什麼，關於他認為自己是貴族那一點，他認為是就是罷，我想他也沒見過真正的貴族，貴族也不是從精神上定義的。人間的事情很少有什麼是完全空洞的，就我所知的範圍，都有其對應的物質和社會基礎。
我有點傷感，如果國民政府還在南京，我多半是一個像賈寶玉似的紈絝子弟。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會把自己的家產拿出來，像贊助費希特一樣贊助他。我不指望他能做出什麼成就讓我與有榮焉，而是我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希望能為他提供一個純粹而不被打擾的社會環境。這在歐洲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只是我自己都窮得捉襟見肘，我只能希望神能獎勵他，雖然我對此不抱希望；正如我希望那些流氓機會主義者都受到懲罰一樣，而現實是，他們依靠狡猾的投機行為接二連三地佔到便宜，這一切都在侵蝕善良風俗的基礎。
或許他說的有幾分正確，我確實表現得很不像貴族了。這麼多年我只學會了復仇的本事，為瑣事生氣。我成了一個狡猾的現實主義者，學會利用人性的弱點，變得和列寧黨一樣壞或者更加壞，自然而然地，我不再相信任何人。
我感謝神的看顧，讓我有幸能認識一個高貴的靈魂。我尊重很多人，比如康德，比如伯克。但除了他，我不會用在周遭的人身上。
希望神保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