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下午兩點半，我坐在組會的教室裡，看到立場新聞的首頁上滾動著，余英時去世的消息。
這是一號的事情，但四天後才見諸報端。余生平經歷極為豐富，以致於不同利益訴求團體，都可以在其身上找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一旦涉及到評價，這些弔客卻集體陷入東方式的失語狀態：在一堆空洞的詞彙背後，他們發現自己並不了解這個人，也不理解他做的事情，有什麼現實意義。但這無關緊要，正如過去他們自負空洞宣傳足以填滿人民空洞的頭腦，而我的目光穿過他們空洞的靈魂。
也是這個原因，我準備寫一篇弔文。我從不認為語言有什麼實際力量，可悲的是現在的我除了一張嘴以外，什麼也沒有。
我知道這一天會來，早晚會來。正如你不清楚滾木在哪一刻停下，但它最終會停下。它可以是歷史終結，也可以是世界精神。拋開這些浮於表面的現象，其實質指向的概念，是同一的。這是因為洞察事物內在的深層聯繫，從來都是智者的特權。然而文章是雕蟲篆刻，思想也不過是顱內高潮，也正是在後者的賽道上德國人才能超越英法而罕有其匹，但這只是鴕鳥式的遊戲。若問到任何實際意義，我想應該是尼采的世界中可以沒有上帝，而愚蠢的公眾，需要神。
這就是偶像崇拜，從來都未停止。它可以是宗教，亦可為世俗，還可以是一切形式的專政機器。現代人自以為是理性的那點東西，在現實面前顯得拙劣而不堪一擊。你自以為獨立的意識，不過有如傀儡重複著不同時空中未曾謀面的他人的觀點，因此你可以細數那些被你接受而習以為常的思想，它們或者來自宗教戰爭，或許來自法國革命，又或者是某個空想家在閣樓中的產物，但這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些不滅的靈魂彷彿在看不見的天空，依舊操縱著現實中的世界。
現在余成為這些不朽的靈魂當中的一個，如果打上「中文」這個小眾標籤的話，他是唯一的那一個。他的人格意義，恐怕要等上幾百年才能找到歷史中的位置，正如中世紀的歐洲重新發現希臘的科學與羅馬的法律，只是彼時希臘羅馬早已不復存在。
也正因此我難以言喻心中的悲慟。我是為數不多清楚清楚他對中文意義的人，但我絲毫不以此為榮。我痛恨自己的怯懦，我為父輩喪失現實力量而感到羞恥，但在現實中，無可迴避地，我確是一個軟弱的人。這一天對我而言，像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像是羅馬人離開不列顛：它是一個衰落時代的終點，也是另一個黑暗時代的起點。你不能期待余像以色列歷史上的眾多先知一樣，會指引上帝的子民最終回到他們的應許之地，他們不能。而更可能的一種未來是，這個文明像是羅馬帝國最後一個刻蝕著古老文字的埃及神廟一樣，消失在時間之中。這片土地上的人將接受早已開始的、長期被人征服的命運，而文明的記憶，卻要等到十幾個世紀之後的商博良來開啟了。
余是宋明士大夫文化的產物，也是其精神的唯一繼承者。與其解釋為他的特殊，倒不如解釋為他的幸運與東亞社會自身的脆弱。我最初知道這個人，很晚，已經是上大學以後了。套用古人的話，那就是蓋不佞生二十年，而始知海內有英時先生，是何相識之晚也。雖南風不競，正統微弱僅存，所以指薪不絕者，先生也。然先生一去，也斷絕了與古典時代最後一絲聯繫。
那一絲聯繫，也是我，一個希臘人的後代，對這片土地唯一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