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

這是一篇隨筆。

讀現代史唯一樂趣,就在你可以清楚知道編纂通俗讀物,亦或是文宣材料的作者,何時在說謊,以至於其動機行徑,猶如猴子一覽無遺。這多半要歸功於一在史料充沛,垂手可得;二在存有第三方視角的見證者,這使得長期官修信史留下的一面之詞,有了比對的可能,正如你不總有找到《竹書紀年》這樣的運氣。

本文從兩個切片談咸豐皇帝,最後一個擁有實權的滿洲皇帝。

粵賊

這一時期一個頗為有趣的現象是臣下欺瞞,這和日後葉名琛在英軍攻下廣州後仍能面不改色奏報大捷一樣,順便在那場幻想的勝利中擊斃了英軍主帥Michael Seymour,整個過程只有皇帝一個人被蒙在鼓裏。但我們又可以公平講,他當真一點不知道,他似乎也知道一點。譬如在粵事發展早期的時候:

「欽差大臣大學士賽尚阿、奏報永安賊匪、擊敗被圍。得旨。逆匪被困。正可聚而殲旃。勿令一名兔脫。至洪秀泉等、欲由水路潛逃。尤應嚴密防範。若首逆未能擒獲。只殺餘匪以賽責。朕惟知將賽尚阿重懲不貸。懍之。」

然而他在那位大學士身上,連基本的敵人信息都不清楚:

「再據單開獲犯供詞。有太平王坐轎進城。大頭人俱住城內之語。究竟系何頭目。是否系韋正?」

你需要承認體制是難以改變的,當然他也不準備改變體制。一個優秀,抑或是圓滑的政治家說的話,僅僅取決於他當時所在的位置。但咸豐皇帝,顯然不是這樣一個老練的人:他是如此嫩,以致於輕易被手下的老油條文官看穿手腳。

再有例子是他常作指揮批示,譬如:

「四面圍攻。合力進剿。嚴密佈置。謀定後動。務將賊首韋正、洪秀泉等、設法誘擒。不可任其竄逸。破城之後。儻有零星餘匪分竄他處亦應嚴密堵截。勿留餘孽。」

但接下來他是如此直接流露自己的性情:「逆匪佔踞永安州城。已兩月有餘。添調兵勇。又復數千。軍需浩繁。籌餉日形支絀。朕日盼捷報。宵旰難忘。」,以至於他認為臣下也會「亦必萬分焦急。總期籌畫萬全。一鼓蕩平。以慰朕望」,並且催促「向榮現在病體若何。如已就痊。即飭令迅直軍營。勉力自效。以贖前愆」。包括後來他頗為孩子氣地說:「向榮一介武夫。朕屢次施恩。不為不厚。若再不知感奮。良心何在。細閱所奏。二十四日以後、佈置一切。不甚得力」

皇帝居然跟臣下講起來,所謂恩威並用,在哪裡。我不禁問,兩百年前那個利用複雜關內矛盾,手段老辣而從容調度的滿洲軍事集團,難道也是這副德性?

當然不是。否則就不會有十萬人的滿洲兵入關征服一億人口的大明的「軍事奇蹟」,諷刺的是,現在他們成為了被他們征服的對象。順便一提,那些批示也難稱高明,類似的話還有:

「至金田新墟逆匪。前已四面堵截。奪其後路要隘。賊勢已形窮蹙。行軍制勝。惟在相其緩急。不失事機或重圍進逼。聚而殲旃。或設伏誘擒。出其不意。總須謀而後動。正不必急於見功。」

可知皇帝日日催促諸將感奮,這時候又吿其不必急於見功。此類諸如「兩路夾攻。迎頭堵擊」之類調度,也不過是小兒科紙上談兵,再有:

「我兵但知尾追。並無迎擊。如能選派勁兵。取道南雄州、由郴州、桂陽、繞出永州。據賊前路。迎頭截擊。亦出奇制勝之一策。是否可行。酌量調度。」

對從未治兵的皇帝而言,也可稱得上「奇策」了。還有些奇策是從三國水滸那裡得到的靈感,譬如日後在武昌圍城時他給出的建議:

「若賊匪下竄黃蘄一帶。我之水師、既須防其火攻。且可設法用火燒賊船隻。或仿古人柴荻灌油、系走舸於船尾之法行之。但必宜暗藏港汊。俟賊船過後。繞出上游。順流乘風。方可得手。」

如果他讀的是古希臘人關於戰爭的描寫,或許能收穫一些常識。只可惜,這裡對戰爭的所有記錄,均來自對軍事一竅不通且因自身缺乏而對武力極為蔑視的文人,以致於留下的記載中充斥著想像式的、誇大而又簡略的小說情節。更遑論如果這點東西都需要那個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皇帝親筆告知,真不知何以為將。

現在言歸正題,岳州失守,讓他惱火不已。他根據那些難稱真實的奏報想當然道:

「閱該大臣(徐廣縉)等、本日奏到連日追剿情形。所有帶兵將官、及兵勇等、一味尾追。從無一路繞出賊前者。相沿惡習。實屬可恨。至所稱賊退。至河邊各村。我兵恐有埋伏。未敢再追。又於二十八日。由河岸跟追。所走均田塍小路。兵勇魚貫而行。甚為遲滯。若云均係田塍。向榮何以繞別路行走。可見俱屬捏報。以掩飾遲延之咎。是沿途追剿之兵。顯有耽延情事。且水路船隻。亦帶兵大員、早應籌辦之事。何以不豫為佈置。使賊先已搶占。我兵轉無船可渡。顯係藉詞諉罪。以掩其遷延玩誤。該大臣等、僅參一縣令了事。豈於軍營惡習。竟不加察。岳州失守數日。該大臣等、近在長沙。尚茫然不知。可笑可氣之至。惟聽各將官等、飾詞禀報。任其耽延貽誤。抑亦已知岳郡失事。故分兩次奏報耶。似此舉動。豈不又蹈從前覆轍。」

根據基本錯誤的線報而從稀裡糊塗的角度得出正確結論,此可稱得上一個範例,只是難保下次還有這樣的運氣。這段話的精髓卻是「僅參一縣令了事」,可知雖今古殊途,而太陽下沒有新鮮事。

他接著聲稱要正明法紀,以儆效尤,儘管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近來地方惡習。一聞警報。輒藉詞擇險防堵。先行出城。規避取巧。實堪痛恨。該大臣督撫等、著隨時嚴查。儻賊經過地方。文武員弁。仍蹈此等惡習。即一面奏聞。一面正法。以昭炯戒。而肅軍律。」

問題是,現在滿洲皇帝,還殺得動那些官僚嗎?

答案是否定的。譬如在日後武昌警戒之時,他又想起那個此前業已十二分不滿意、獲咎多次的向榮:

「向榮久於行陣。朕看其屢次舉動。尚非無用之才。此時武昌戒嚴正伊奮激圖報之日。如能迅速勦賊。不但可贖前愆。並可重邀恩眷。著徐廣縉即將此旨宣示向榮、俾知感勵。朕用人一秉大公。功罪皆由自取。想該革員必能仰體朕始終成全之至意。」

「不但可贖前愆。並可重邀恩眷」,可知此前屢次降詔威脅,實在和放屁沒什麼兩樣。天下是官家的,命是自己的。所有人都誠實地知道這一點,唯獨他不知道:

「朕思岳州失守。並非賊匪攻陷。實由地方官棄城而逃。深可寒心。若城中文武得人。登陴堅守。賊進則受挫。退則被追。何至肆行無忌。」

到這裡我想明眼人或許會觀察到一個奇怪的現象,似乎只在毫無軍事傳統的儒家社會出現:對於受制於客觀條件且常常取決於偶然因素的戰爭結果,勝敗本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但在這裡,勝利被認為理所應當,而失敗卻要承擔辦事不力的責任。這就造成如果督戰僥倖得勝,雖有封賞,其風險顯然和平日的盤剝不成正比;如果失敗,則是輕易要掉腦袋的事情。如此一來,上下官僚的行徑,也就不難理解。

既然皇帝日盼捷報,底下人就送捷報給他看。在那個看不見的時空中,戰線離他越來越近,直到武昌失陷如夢方醒:

「本日據徐廣縉馳奏、逆匪攻陷武昌、省城失守一摺。覽奏憤恨莫可言喻。向榮等追勦賊匪。於省城之東、疊獲勝仗。而西面平湖文昌各門。濱臨大江。該逆開挖地道。竟於本月初四日地雷轟發。守陴兵潰。武昌省城。遂至失守。該大臣前次奏報、尚云武昌自可解圍。乃數日之間。遽報失陷。豈軍情緩急。但憑禀報。如在夢中耶。」

但事實上,我們似乎不應苛責他:這一年他也才不過是個二十一歲的青年人。

夷船

粵事消磨盡了這個年輕人的銳氣:既然此前可以沒來由地興奮,爾後自然也可以沒理由地消沈。雖然他動輒表示眷懷南服、寢饋難安,然而他很快發現,局面在一天天爛下去,跟他關心與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接下來他撒手不管,局面也沒有因此好起來。他開始試圖迴避麻煩,但麻煩卻自己找上門。

這次來找麻煩的,是英法美俄,當時主宰海洋與陸地的最強大的四個國家,然而沒有一個人清楚這一點,包括皇帝本人。

雖然這些國家的來意各有不同,皇帝的立場卻只有一條:進京是不可以的,其他都可以商量。譬如俄使欲進京,皇帝急令德勒克多爾濟等「明白開導、設法阻止」

「若提及進京一節。告以向來朝貢各國使臣到京。原有接待陪臣之禮。該夷既為與國。來者又系大臣。應如何接待之處。理藩院並未辦過。恐其簡慢來使。反傷友誼。不如仍照舊章。可以相安無事。中國不願來使進京。無非為恪遵成例。永遠和好起見。並無他意。」

然而不過是敷衍塞責之詞,必須承認的是這種偏執在今人看來也難以理解,但恐怕也無從知道真實動機。日後衝突的直接原因,均由此而起。這樣講似乎也沒有太大問題:不解決問題自然會產生共同問題,儘管那些問題背後原因各自不同。

這裡不能不提皇帝的同代知己葉名琛,此人際遇猶如日後聯軍入京的預演。在他面不改色奏報大捷那次,彼正在城外上香,英國人沒有捉住他,但這次就沒有好運氣。由於此公滿口謊話,以致於在英軍破城之前,皇帝相信:

「葉名琛既窺破底蘊。該夷伎倆已窮。俟續有照會。大局即可粗定。務將進城賠貨、及更換條約各節。斬斷葛藤。以為一勞永逸之舉。」

也無怪他聞悉英法聯軍攻佔廣州城時感到「實深詫異」,因為他原以為「葉名琛節次奏報。辦理似有把握」。雖然過去他對葉名琛處理夷務的虛與委蛇表示讚賞,但現在他準備把責任都推到葉身上:

「該督剛愎自用。於咪夷請見。堅持不肯。夷人兩次送來五銜照會。又不與將軍巡撫等會商。覆諭各紳毋許擅赴夷船。以致該夷忿激。將城內觀音山、北門內外各炮台占踞。」

要說葉名琛做錯什麼事情,實在難稱公允:畢竟此公作風一貫如此,只不過這次英國人的耐心終於消磨殆盡。問題是,葉名琛還在英國人的船上,要不要管他?

儘管英國人承諾保護葉的生命安全,皇帝說,難得管他,讓他死罷,我把他職務革掉,從此跟我沒有關係:

「並將該督拉赴夷船。雖據稱斷不加害。已屬不成事體。葉名琛辦理乖謬。罪無可辭。惟該夷拉赴夷船。意圖挾制。必將肆其要求。該將軍署督等、可聲言葉名琛業經革職。無足重輕。使該夷無可要挾。自知留之無益。」

皇帝也確實沒有再管他,這位封疆大吏多年後死在加爾各達。對這位傳奇人物的評價,時人薛福成說:「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見大吏,藉以通隔閡、馭商民。乃粵民一激再激,葉相復一誤再誤」,他的結論是「甚無謂也」

也是在那個薛福成這裡,葉收穫「六不總督」的渾名,不禁教人聯想到陋宋「六如給事」與「四盡中書」的雅號。但也可以公平講,「不和」「不降」「不走」本為疆臣職責所在;「不戰」「不死」「不守」卻是其自身沒有力量的體現。若說葉之瞽聩,是為帝國之積習;也可說葉之顢頇,則為群僚之通病。

言歸正題,對於英國人即將撤離,皇帝開始發揮貧下中農式的遠見:

「該夷自言省城亦不久踞。但欲其自行退出。必有無厭之求。惟該夷與穆克德訥、柏貴等、尚無宿怨此時柏貴署理總督。著即以情理開導。看其有無悔禍之心。如果該夷退出省城。仍乞通商。該將軍署督等、即可相機籌辦。以示羈縻。」

但英國人為何而來,到現在還是一筆糊塗賬。豈內政外交,皆兒戲耳?

皇帝不了解,也沒有了解的興趣,彼時他正專注於將智慧慷慨地分給臣下,教其如何同夷人周旋,打痞子腔:

「儻該夷以索賠燒毀貨物為詞。即告以中國炮台、及民間房屋、被其攻毀者甚多。若論賠償。其數尚不足相抵。且系該夷首先開炮。曲直是非。各國自有公論。若竟不肯退出省城。仍肆猖獗。亦惟有調集兵勇。與之戰鬥。勿使久踞城中。況廣東紳士咸知大義。其民亦勇敢可用。柏貴等、當聯絡紳民。激其公忿。使之同仇敵愾。將該夷逐出內河。再與講理。」

遺憾的是廣東仕紳並無響應,英國人也對他預想的事情沒有興趣,而臣下對皇帝所謂「固不可失之太剛。如葉名琛之激成事變。亦不可失之太柔。致生該夷輕視中國之心」,亦不知分寸所在,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讓皇帝自己去負責好了。只可惜,從後來事態發展來看,皇帝卻不是一個負責任的人。

他如此展示「大公無我」

「今該夷燒毀城外民房。又率眾攻城。首先背約。其罪顯然。即謂葉名琛辦理不善。朕已將該督革職。可見一秉大公。該夷當知感悔。」

然而這是此文唯一一處,沒有半點譏諷他的意思:處理外交事務留有餘地,本為政治美德,這可能是其祖先留給他為數不多的、有別於日後流氓無階級外交人員的正面資產。但英國人沒有如他如願那樣「感悔」,還是那個問題,英國人為何而來?好在他現在總算知道「該夷欲俟議定章程。方肯退出省城」,隨後發現「柏貴等竟與商建夷樓。先議開港」商量建立使館,登時大驚小怪起來,於是他又想到葉名琛:

「朕意柏貴久在粵東。熟悉夷情。未必如此遷就。今覽奏報。傳聞竟非無因。豈因葉名琛在彼。故存投鼠忌器之心耶。葉名琛辱國殃民。生不如死。況已革職。有何顧忌。」

可以預想既然葉從重臣滑落到他眼中的「無足顧惜」,不過一夜之間。試問將來,誰還會替他去做葉名琛。但手下官員既要處理現實問題,又不能像他一樣空想而不負責任。於是他發現臣下並不十分聽他的話,再次表示十二分不滿意。他最後想到煽動流氓無產者與夷人周旋,而官府居間調停,尚可玩紅白臉的把戲:

「該紳民等如能眾志成城。使受懲創。正所以尊國體而順民情。朕斷不責其擅開邊釁。慎勿畏葸不前也。如能將該夷驅出省城。不令與官民錯處。則控馭稍易為力。屆時以粵東民人索償所燒數千間房屋為詞。不許在粵省通商。彼必自知理曲。然後由地方官員、出為調停。庶可就我範圍。」

東方人的智慧,就表現在這些無師自通的馭民之術上面,今日都未過時。可以想見現代社會的信用、責任與榮譽感這些東西,自然與之絕緣。不久英國人自行撤出,皇帝屆時仍念念不忘:

「如仍有需索兵費之事。當告以焚燒商民房屋貨物。先須賠補。借紳民之力。以杜其訛索之端。然後相機籌辦。剛柔並用。操縱在我。」

此為綁架民意的最好例證。順便一提的是戰爭並沒有結束,此處告一段落無非是接踵而來升級衝突的預演。

後話

咸豐,後世常被人拿來和崇禎比較,這是一個沒什麼新意的視角。

譬如有觀點認為,咸豐昏聵闇劣,好色縱慾,實為庸主。甚至聯軍入京,他連固守,抑或是死社稷的勇氣都沒有,這種人不做亡國之君,豈有天理。相比之下崇禎品行檢點,勤奮得像個勞模。然而現實是前者身後出現同光中興,清國尚得遷延歲月;而明國的江山,卻實實在在亡在後者手裡。

對此悖論,他們自有解釋。他們稱,究其本源,在於咸豐能用曾國藩,而崇禎不能。可見儒家推崇的人君德育教化,實為細枝末節。從這個角度來看,儒家在說謊。

慾證明儒家說謊,這樣例子很容易找到。譬如遇到災異,咸豐皇帝也出來罪己,不忘帶上臣下:

「江南河道總督楊以增、奏報豐北被災。籌辦撫卹事宜。得旨。流離失所。皆朕之德薄所致。爾若不激發天良。何顏對朕。若入奏稍有不實。是增朕之過也。稽首籲天。夫復何言。」

由現代社會常識判斷,災異和德行有什麼關係,罪不罪己也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情,當然你可以因此得出儒家似乎一直在說謊的結論。但我們又可以公平地講,沒有什麼意識形態是不說謊的,只有輕重的差別。

對此觀點,我卻要反問一句,是那麼回事嗎?

咸豐皇帝任用了一批人,曾國藩只是其中之一。更何況他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曾國藩的猜忌,正因為他殺不動任何人,自然也殺不動曾國藩。這種猜忌是寫在基因血液裡的,比任何虛言浮詞都誠實。順便說一句,如果要說他一生有什麼洞見的話,只怕就是這份猜忌了。恰如他猜忌的那樣,當清國的軍政大權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落入湘淮軍事集團手中,不俟東南互保而威權日去,最後在武昌兵事後聯手逼清帝遜位的,不正是這批漢人官僚嗎。你在五十年前因喪失力量而奄奄待斃,終於五十年後等來最後一擊,試問這兩者有什麼本質不同?

而那個同光中興,又是怎麼回事?

正如恭親王隨後發現那樣,夷人似乎很講信用,撤軍絕不拖延,倒反是中國人一直在用小聰明唬弄他。這些夷人派出顧問幫助清國建立起現代的工業和軍隊,清國有樣學樣,藉此去鎮壓邊境上原先頭痛不已但對新式武器毫無抵抗能力的生番與土司。清國這邊表現為,一方面讓督撫大員解放思想,能撈則撈,換取機會主義性質並不牢固的效忠;另一方面則建立一支北洋式的軍隊,用以維持滿洲貴族業已動搖的威信。於是雙方互通有無,各取所需,愉快地搞起改革開放。

可惜好日子總有到頭的那天,終點就是清日戰爭。在那以後情勢急轉直下,這時的滿洲貴族發現,夷人已經不再友善,也就意味著他們在東亞的統治,開始進入倒計時。

為什麼夷人瓜分清國,要等到清日戰爭之後?

恐怕今天也少有人清楚個中原因,只是因為這裡人的真實地位比所有人都低的緣故。你先要區分這些列強當中,英美,相較於日俄,是文明的殖民者。大英帝國對清國沒有領土野心,早在伊莉莎白時代開始,大英帝國的興趣只在控制海洋與鼓勵自由貿易,因為相較於直接統治可以顯著降低成本。扶持一個清國維持遠東秩序,和大英帝國的利益並無直接衝突,況且前者還可以在卵翼下發展古已有之的朝貢體系。

當英國顧問琅威理訓練的北洋艦隊沈入海底,國際秩序開始重新審視東亞的命運。況且此時已到十九世紀末:如果在這個時間窗口之前沒有成為列強,則只能成為殖民地。相較清國子民的昏聵,警覺的日本人顯然更清楚這點:這將是一場國運相賭的戰爭。某種意義上說爾後的英日同盟,正式宣判清國的死刑。歷史不是沒有給過滿洲人機會,相反他們一直在揮霍,但誰人能把握住機會,就另當別論了。

現代由於錯誤的國恥教育與當權野心家的民族主義構煽,使得多數人完全忽視了中國的真實對應物,是伊朗,土耳其,埃及,剛果王國之中的任一個抑或是混合體這一現實,且因其在地理上的封閉,較同儕更多出夜郎式的自大和愚蠢。如果決策菁英都只有咸豐式毫無長進的見識而對自身所處的環境一無所知,而我,絕不相信他們還會有咸豐身後的運氣。而那些自作聰明的論者,不過同為井底之蛙罷了,或許這條也適用於我。

機會從來都是一個奢侈的東西,很少有人清楚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