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雜文。
什麼是雜文呢,試想你對家中物件做個分類,譬如衣物、廚具等等。總有些你沒有辦法分類,卻又不很重要的東西:它們通常被扔進儲物室,這些通常被稱為雜物。同理,你也總能在戲劇、小說之外找到那些什麼也不是的東西,於是它們通通被稱為雜文。這樣雜文很像是一個廢品回收站,看上去體大慮周包羅萬象,實質上充斥著各種從其他部分拆解下來的零碎片段,而這些片段,顯然還沒有重要到可以單獨歸列為一個門類的程度。至於拿雜文比廢品,實際上,它們地位也相匹配。
一個有意思的問題,那些標榜自己,抑或是被旁人追封為雜文家的,究竟是些什麼人?
他們都是邊緣人。
即便在這些雜文家當中,也分高級低級。一流政論家,同時也是一個蹩腳的哲學家,譬如馬克思,其野心從來都誠實留在社會運動領域。何謂高級雜文家,他們會玩弄語意與修辭,比如辯證法,這一點如同康德的先天分析判斷,不承載新的內容,而是在精緻而又模糊的詭辯當中,得出似是而非的結論。至於魯迅,段位還沒到這個層級,於是只能如匕首似投槍,做一些政治攻伐的工具罷了。
在魯迅這些低級雜文家背後,你可以清楚看到背後共產國際的那隻手,一如其從來都不加掩飾的文風。而跟隨他的左派文藝青年,在他們短暫的生命當中,顯然都不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事情:他們在革命導師那裡學會為了反對而反對,因為他們除了做官什麼也不會;那些但凡需要時間沉澱的技能,他們並沒有學習的耐性。於是顛覆勢力利用他們,卻最終沒有給他們孜孜以求的權力,考慮到他們在任何時代都不會滿意,於是仁慈的斯大林們,順便要了他們的命。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們把載道的文,變為傳單上膚淺的政治口號?魯迅或許是始作俑者,也或許不是,但這已經不重要了。就像其所謂的投槍,便只能用一次,本身就是短時效的東西。
但我不想再談這些短時效的東西,我想討論一種更具生命力的存在,一種具有穿透時代的張力,或是更為高級的諷刺:那些在開蒙時習得卻不曾真正理解的古老寓言。
類似重新用好奇的眼光審視這個熟悉卻不真正理解的世界,河殤派知識分子應別有體會:他們對中國歷史命運的審判也隱隱預言了他們往後餘生的命運,一切顯得弔詭而又諷刺。那時的他們,如同今天余英時,在反覆詰問,為什麼擁有巨大財富的資本主義沒有在這片土地上出現?
這個問題複雜而又簡單。前者值得考據學者的一代代徒孫們從政府那裡領到一批又一批經費,而後者只需要一句話概括,即長期受人征服的東亞社會結構過於扁平,而現代資本主義脫胎於日耳曼封建社會結構,這一類似結構只在先秦和六朝出現過,同時伴隨著世俗王權的弱化與文化思想的繁榮。
但他們不準備回答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只是為接下來的望洋興嘆的寓言鋪墊。他們說,河伯,象徵著古老的大河文明,當其從遠古黃土高原走到現代文明世界時,會意識到海洋文明的博大與自身的渺小。
也許在說那句話的時候他們也沒意識到自身的渺小,接下來他們都出去流亡了。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和那些前輩,短命的左派文藝青年本質上沒什麼兩樣,不同僅在於只有資本主義世界會收容失敗者。但這個寓言一直留在我心裡,前幾年我在故都的時候,從浩渺的江面上走過,我問同行的人,黃河也這麼寬嗎。
他說,黃河不寬,黃河水量很少,枯水期還會斷流。接著他告訴我一些我已經知道的東西,但有一點卻是我前所未聞的,就是凌汛。我聞之一驚,想到那個寓言。
我想,當下游的人看到河面上漂浮的破碎的冰蓋,人群或許只有少數智者會因此警覺:在同緯度的上游,一場可以預見的洪水,就在不遠的將來,太陽底下本沒有新鮮事。
我的憂思,也就寫到這裡為止了。
但作為兼具時評功能的雜文,我倒很願意在文末插播一則笑話。近日金融時報接受內部人士放風,引得統計局緊急公關,足見即便在彼不能企及的金融軍事、科技文化等核心實力之外圍的宣傳陣線上,那個自稱自己很強大的國家,也只能充當一個被動角色。於是統計局曰,人口將繼續增長。
老實說,我從未見過政府公告沒有數據、沒有引文,甚至繁冗而充斥著廢話的公式程文連也沒有。要放在過去,我是不屑於看這些東西;但現在,我倒很希望看到這些官腔,讓鴕鳥似的我確信,彼還在試圖扮一個官僚國家。雖然我清楚牠是什麼貨色,只要牠還在扮,就表明行為上會有所保留,而現在更像是已經脫掉底褲,毫不顧忌。
這就如同你在撒謊,我知道你在撒謊,你知道我知道你在撒謊,但你還在撒謊,而且沒有一點誠意:一句話的正文,似乎不比標題長多少。諷刺的是,就像另一則古老寓言中的,那個在地上寫下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傻子,試問有幾個顢頇的官僚會想到箇中聯繫。一切教人如同置身舞台劇中,臺上如走馬燈般不斷變換著舞台佈景,而演員還是那幾位。臺下的看客應該清楚,變的只是時代背景,不變的,永遠是那些正在臺上表演的蠢貨。
以上正是寫在五四這天,對一百年前那個沉渣泛起時代的全部讚美。